黄玉顺：比较：作为存在——关于“中西比较”的反思

一 早在20年代，冯先生作《人生哲学》（即博士论文）时，便把天人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提出来，认为克服人与天、自己与别人的界限，即可得到一种精神境界[1]。

[6]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八。明白了朱熹的心体用说，他所谓仁即心也、心为太极以及明德既是心又是性等许多看起来互相矛盾的说法，也就容易解释了。

性是体，情是用，二者皆出于心，故心能统之。朱熹很重视铢累而寸积的经验知识的积累，但其格物的目的是致心中之知，即先验的道德知识（德性之知）。就性情关系而言，性是未动，情是已动，但心包得已动未动。……是乃上帝所降之衷，蒸民所秉之彝，刘子所谓天地之中，夫子所谓性与天道，子思所谓天命之性，孟子所谓仁义之心，程子所谓天然自有之中，张子所谓万物之一原，邵子所谓道之形体者。[11] 心体即形而上之性，心用即形而下之情，这就是心兼体用、心统性情的真实含义。

而不是以性与心分形上与形下，因而以性为一边，心与情为一边。所谓心体，既有主体之义，又有本体之义，既不离个体的知觉之心，又是超越的普遍的绝对。正如九三爻辞所说：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

六五爻说：震往来，厉，意（语词）无丧有事。这种寓意或隐含的意义，说明人和自然界的生命过程具有内在统一性，客观地说，是讲龙的活动状态，表现自然界的生命不息。这当然符合巫术文化的一般特点，在中国则表现为天命论罢了。像这类卦爻辞在《易经》中虽不是很普遍，但也不是个别的，它们所表现的意义可说是达到了《易经》主体思维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。

三爻、九五爻之观我生，上九爻之观其生，则是讲君子之观，故有利于君子。但是，随着经验的积累和认识的提高，进入文明社会以后，人们已慢慢从恐怖中解脱出来，并从中体验到更多的意义。

《易经》是一部卜筮之书（朱熹语），这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。有些卦则与人的心理行为有关，其中既有主体修养的因素，又有心理承受能力的问题，其中还涉及身心关系等问题，但在整个生命过程中，主体因素起主要作用，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。心理学家荣格对于《易经》思维给予极高评价，并把它命名为同步原理思维。前面所说的谦、恒两卦，就是明显的例子。

后来《系辞》等传又有天地之人德曰生、生生之谓易以及天、地、人三材之道等哲学命题，这决不是凭空出现的，而是从《易经》所蕴含的意义中引发出来的。抛开卦位不谈，就爻辞本身的意义而言，这些爻实际上预设了君子在言谈、劳作、施行等方面都具有谦虚美德，其结果则一定是好的。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，都与自然界和人类的生命有关，每一卦中的阴阳二爻，便是构成生命的基本要素。[2] 荣格：《心理学与文学》，第251页

孟子曾经引述孔子的话说：‘操则存，舍则亡，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。又如：子在川上曰：‘逝者如斯夫。

仁与勇也是如此，君子不忧不惧[37]，不忧为仁，不惧为勇，对于一个完整的人格来说，仁与勇也是统一的。他自己虽然做了，但真正理解他的人却几乎没有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，而是关于精神境界的问题。

这里所谓自由，不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，或被认识了的必然性，而是对天命之德有自觉理解的意志自由。为此，他又说：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。但仁又有许多方面的内容和条目，所谓一贯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大概言之，作为伦理道德，仁是由亲亲之爱推而广之的爱人之心。见郭沫若《十批判书·庄子的批判》。但是，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思，则不是单纯的知性问题，比如思无邪，这是关于意义和价值的思考，它不是对象性的，而是存在意义上的思。仁、知虽可以分说，但是对于一个完整的人格来说，二者是相辅相成的，如同知行是相辅相成的一样。

在孔子弟子中，不乏勇者（如子路），但孔子经常对之进行启发教育，不可恃勇以行，就是证明。这显然是把学与思作为实现仁的重要条件，只是这里所说的学，主要是多闻而择焉、好古，敏以求之之类，并不是学习科学知识。

知虽然不是指主客对立的知性主体，却又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，并且认为丰富的经验知识和文化素养，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是十分必要的，因此，他并不否定知性主体，也不排斥科学认识。这种哲理同样不是认识论的，而是情感论的（其中并不是没有认识），它不是对自然界的某种认识，而是心灵的体验，表现了人与自然界的息息相关，从中体会到人生的道理。

但孔子不是宗教哲学家，而是儒家创始人，如果从建立儒家人学的意义上说，孔子所说的天命不是别的，就是天德。我们知道，孔子是以志于道为己任，而道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。

它之所以可能，就因为它是人的情感所需要的，是内在于心灵而存在的。孔子虽没有明确提出天德这个人学形上学的重要概念，但是他所说的天命，已具有这种意思。这一点同下学上达又是联系在一起的（关于这一点，下面还要谈到）。当孔子不止一次地提出，知、仁、勇三者是君子之道时，毫无疑问，勇也属于心灵境界的范畴，所不同的是，知与仁的境界主要是从知与情的方面说，而勇的境界则主要是从志的方面说。

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知、仁、勇三者虽可以分别言之，并与知、情、意相对应，成为心灵活动的基本内容，但就人的精神境界而言，三者实际上不可分，只能构成统一的整体境界。

表现在语言上，如果对此要说什么，反而显得多余，而且非语言所能表达。正因为如此，孔子把实现仁的境界作为形成君子人格的首要任务，也是人生的最高理想。

这正是孔子境界说的基本特征，也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。孔子的真正贡献就在于，他不仅提出了仁的学说，而且从知、情、意三方面考察了人的心灵活动，因而提出知、仁、勇三者统一的心灵境界说。

只有这样做，才有利于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与理解，也就能对传统哲学与文化进行批判与弘扬。因此，他虽然讲了许多关于学、思与知的话，但其真正的目的则是下学而上达。它是心灵活动的重要方面，也是精神境界的组成部分。孔子心目中的君子，首先是道德上的完人，但又不止于此，他还有胸襟坦荡、感情真实、知识渊博、意志坚强以及心灵美好等品格，且能超越自我而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。

这种普遍关怀的宇宙情怀，就是仁的境界，也就是一以贯之。要达到勇的境界，还要学以获得知，如果不学无知，就容易出乱子，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[34]。

所谓心体，既有主体之义，又有本体之义，既不离个体的知觉之心，又是超越的普遍的绝对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目的追求，也是美好的理想和愿望。

[17] 冯友兰：《中国哲学史》，第395页。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，即人的存在及其意义和价值的学说，在这样一种学说中，心灵境界说或精神境界说是最有特色、最值得重视的部分。